凌沧洲：重新找回中国人追求自由的传统与勇气

凌沧洲：重新找回中国人追求自由的传统与勇气
2008年9月11日

《中秋节文化宣言》是我们的系列传统节日的宣言今年的最后一篇，中秋节快来了，我们就推出来。这是主要是凝聚我们对传统文化长期以来的思索。这个构想主要还是我的设计和想法，我的朋友们都很支持。它有两个作用，第一，希望引起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自由的动力和自由的元素的关注，并不像有些人讲的中国的古代文化、传统文化是一盘漆黑，是封建的、专制的、充满权威的，通过我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这个说法是不能完全站的住脚的。

第二点，为什么要对传统节日发出一些宣言呢？我们也想把这些变成一些娱乐性，能够更有一些传播价值,比如我们想在端午节的时候，为了纪念屈原，想把他印入人民币，这个泰晤士报和西方的媒体也都报道了，所以这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的什么东西。它很合娱乐和传统文化对自由的思考，是这么一个构想。

我的想法是既然做，那就做一系列的。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因为，在强大民意压力之下，当局去年终于决策，把三个节日列为法定的公休日。要知道从1949年以后的将近60年中，党国一直就是把劳动节、国庆节、五四青年节等这种充满政治意味的节日，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节日有意无意的忽略不计了。现在又重新把这些节日定为法定公休节日。那么，这些也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向传统回归的一个风向标、一个晴雨表、一个里程碑，我觉得都可以这么评判。中国的朝野在向传统文化寻找思想动力、寻找精神源泉。甚至连张艺谋这些拙劣的奥运开幕式、人海战术、堆砌的开幕式、义和团式的奥运开幕式，他也不得不点缀起传统文化的东西，尽管在我看来非常肤浅。所以，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才出台了这个宣言。

我们做了三大呼吁。第一，我们并不是像外面所说的，把中秋节变成自由的节日，我们只是要把传统的节日注入一个新的文化内涵，也就是，在旧有的历史价值观里寻找新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把中秋节过成中国人尊重传统、尊重家庭亲情的一种节日，同时也是希望要过成言论自由节。我们希望解放心灵，冲破一切心灵的枷锁，能够表达对世界的一种看法。

第二点，体育上的进步和金牌固然是民族和国家进步的标志，但是它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不能够拿来充当门面。言论自由的金牌，民选和票选的金牌才应该是每个中华民族努力追求的，无比渴望的。

第三点，我们回忆起祖先的光荣。祖先曾经有一个传说，在月饼里升塞了起义字条，作为一种自由的媒介，在强烈控制下自由的媒介，它传递了人们追求自由，反抗强权的信息。前几年韩国成功的把端午节申请为世界非物质遗产。中国的朝野也在张罗这些事情，也在把中秋节之类的申请为世界遗产。那我们特别提醒朝野诸公，如果你要去申请，总要有些文化内核吧、文化精髓吧。那么我们提醒这种美好的传说就是文化的内涵。塞了字条的月饼，我们比喻为美国独立革命的第一枪，列克星顿的枪声，这是我们的呼吁。

在结束中，我们强调一点，言论自由有时候甚至比衣食更加重要，人毕竟要超越衣食。就像文天祥所讲，平生之志，不在温饱。这个宣言大陆的论坛和博客上也在流传，有人批判过我们的观点，你们不要衣、食，只要言论自由。这等于把生存权超越于言论自由之上。其实言论权和生存权并不矛盾。那么我们另外还讲，言论自由是区别一个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的显著标志。我们最后引用了希腊政治家波利克里的话，幸福是自由的果实，自由是勇气的果实。在每年的中秋节夜晚，我们将会回忆我们的祖先追求自由的光荣和勇气。这是我们整个宣言的文本。

张艺谋这次的开幕式中，为人诟病，里面也出现了假唱等不少问题。总体来讲，我觉得他们还是把传统文化当作一种工具在利用，这对传统文化缺乏真正的尊重。当然，他们更回避传统文化中也有自由的一面，也就是说，也不去发表这些东西。我觉得，还是利益在驱动着他们。

通过他的整个作品里，看出张艺谋比如说他的《英雄》为暴君唱赞歌，把刺杀秦王的这些人进行丑化，把暴君进行美化，这些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轨迹，就是他作品的思想轨迹。实际是主流文化也并不太鼓吹反抗暴政的英雄。比如说张良，张良也曾经是刺杀秦王的一个英雄。在刘邦反抗暴政之前，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中国大陆，我们的这个话题，平面媒体几乎是不能报道，但是国内一些极左网站、一些娱乐至脑残的网站上面，已经开始骂我们乱臣贼子，骂我们十四个人是汉奸。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是比他们更加爱这个国家，爱这个民族。当然我们也更爱自由、更爱人权。我们觉得爱祖国、爱民族、爱同胞与爱自由、爱人权、爱民主并不矛盾。而且，里面也可以理出一个概念，什么叫祖国？这个概念都不明晰。在西方的语言，英语叫做motherland.德语叫做“父亲的土地”，英语叫做“母亲的土地”。它指的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和这个国家的土地。

祖国是什么呢？祖国是政府吗？祖国是什么？你说中国的祖国，唐代也是。唐代的祖国是祖国吗？蒙元的祖国是祖国吗？满清这种国家是祖国吗？大清国是祖国吗？我想要问他们，你爱的祖国究竟是哪个祖国？爱的是当代的祖国。所以这个概念，很多人是一塌糊涂的。我觉得中国人是理不清的，尤其是这些义和团式的愤青，这些弱智脑残的这些人，他都理不清的。

所以在国内这种我们的言论当然也是有支持的，你可以在GOOGLE搜一下，因为现在就是平面媒体，传统媒体比如说电视媒体、电台媒体、报纸媒体、杂志媒体，不可能讨论我们的这些话题。我们这话题在中国大陆是回视为敏感话题，因为谈到言论自由嘛。在网络上也频频遭到屏蔽，我的朋友们贴在自己的博客上，新浪博客就很快就遭到删除。你可以搜，那种遗迹还在嘛。就是给删掉了，给蒸发掉了，说你地址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些也说明追求言论自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也是需要有人来呼吁，有人来重视这个事情。开放媒体现在也有待观察。在奥运期间，它开放了一些窗口，比如说外国媒体：美国之音、BBC甚至自由亚洲电台的首页也能够打开了，这在过去是视为雷区和禁区的。但是，现在奥运会结束了，残奥会正在召开。那么今天我看了看，美国之音和BBC的首页还能打开，不通过软件呵，但是内容呢有些已经打不开，这说明还是有反复的。

当然，这个完全有待于观察，我不诲言我的观点。如果有人敢于逆潮流而动，把这些中国人民透视世界的窗口又重新关闭了。那我讲，这些人的思维就是典型的满清的思维，满清的思维是什么，宁与洋人不与家奴。就是家奴是贱民呀，贱民你没有权利看世界，洋人来了给你开个窗口。但是，我希望不要出现这个。关键是一种理性的声音或者说能够供开放的探讨的声音，无法在这种主流媒体上得以充分的展露。比较自由的声音、比较开放的声音都遭到（屏蔽），在网络上也遭到屏蔽，所以就这些无脑愤青有点推波助澜的味道。有一部分是盲从、是糊涂的，但是有一部分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希望能够从民族主义中获得利益。

为什么中国要把自己设计成一个世界孤儿的形象。这是我始终不明白的。但是中国始终来自的威胁就是俄国，对中国危害百年的始终是俄国的意识形态。我不知道这些无脑愤青们始终站在哪一边？他们永远站在这种独夫民贼这一边。萨达姆当政抵抗美国的时候，他们站在萨达姆那一边。米洛舍维奇跟美国叫板的时候，他们站在米洛舍维奇的一边。现在又站在前克格勃普金这种人的一边。你们就可以看出谁是真正关心中国人民的自由和福祉的。


政治学上有一个理论，极权主义总是不断的制造污水沟，它需要把人民的一腔愤怒倾注在某个污水沟里好转移情绪。我们再次回到中秋节传统文化宣言来讲，中国社会在回归传统，这也意味着苏俄的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这种图腾不灵了，在人民已经失去信认力了。你十月革命在过去苏联的那些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著作中，都明确地指出是十月政变。十月革命它当时推翻了克伦斯基为代表的民主政府。你可以看看这种祸水南下导致的这个。这里有一帮孝子贤孙还捧着哭丧棒，我相信这孝子贤孙们还在哭丧。那他们要哭是他们的事。但是整个社会是不一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朝向传统回归。

在传统回归中可能有两条道路走，一条就是在传统中寻找权威僵尸，寻找等级秩序，寻找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寻找着奴性，寻找着中国人黑暗的一面。另一条寻找传统文化的道路，也许就是我们走的这条道路。就是寻找我们祖先光荣的传统。无论是从汉代、唐代，这些言论英雄，言论斗士。那么，古人其实是很讲言论开放的，在明代有结社，上千知识分子集结。我们祖先的传统，像文天祥他们、像屈原他们都是追求社会正义，追求心灵的自由。现在有人讲，说好像，文天祥效忠南宋王朝，这是不对的。当时南宋的皇帝和太后们都已经投降，来劝说文天祥投降。文天祥为什么不投降，那就是不向征服者屈服，不愿接受锁链。

在南宋郑思肖的作品《心史》中提了一个故事，当时蒙元的征服者劝说文天祥，文天祥拿起征服者的帽子，当时撒了一泡尿，意思就是极度的瞧不起他。当然这故事是真是假，有待考证。但是这就说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追求自由的传统。

自由跟民主是两个概念。你说中国可能没有民主的传统，是君主制的传统，这个我同意。但是你说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我不同意。因为自有相对于奴役，相对于征服。有征服就有追求自由的人，有反抗的人。

我们为什么有这些宣言的出炉，也就是我们在深入地探讨我们古人的内心世界，探讨祖先的灵魂和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失败、他们的悲剧。我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是勇敢的人，是让我们钦佩的人。后来一次次的铁壁合围，人们一次次的绝望，最后二、三百年的佃奴生涯，使得很多中国人的血性丧失了，这个民族无法避免的衰老了，这个文明无可避免的衰败了。这是中华民族苦难和不幸的历史根源，当然现实根源大家都很清楚。

也就是说，我刚才说了在探索传统文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去寻找等级秩序，就像90年代，主流传媒电视的黄金时段为什么播辫子戏，它是一种效仿。它让那种太监、奴才、格格、皇阿玛，让这种秩序打入青少年的灵魂中，这是一种寻找传统的方式。那另外一种寻找传统的方式，就是我们寻找的方式。

我们认为我们的祖先中也有华莱士，也有像梅尔．吉布森演的电影《苏格兰的勇士》华莱士这样的，在断头前呼喊FREEDOM——自由。那你看文天祥这样的难道不是我们的华莱士？当时还有像守杨州的姜才呀，包括像崖山之战是万人不肯屈服，浮尸十万出碧海。这是我总结的一句诗句。这些人都是勇敢的人，都是勇敢的心在跳动。那我们跨越这几百年、上千年的时空，触摸到我们祖先高贵的灵魂，勇敢的心，我觉得这种光荣的传统不能被屏蔽、不能被蒸发。这就是我们要写中秋节文化宣言的意义。

我们现在也提到了在网络上有很多屏蔽，这些帖子都消失不见了，言论并不畅通，宪法的权利也不落实。我想应该有人出来说说，说说话也可能会冒一些风险。这个风险很多人不愿意冒，那么我们可能说出来了也就说出来了。就像开车一样，在高速路上，我们走上了这条道路，走上了通向勇敢的、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充满荆棘，遍布泥泞，与荣华富贵绝缘，但是同时我们也与谎言绝缘、决裂。我们宁愿选择这条道路，我们知道这条道路承受的代价是什么，我们很清楚。其实这样思考的人很多，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机会传播他们的声音。

因为就像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里面所讲一样：集权社会就是要封锁消息，是人们互相隔绝，他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满的，那个人也有他的意见，好像外表上荣光，诸如这些心里有自己想法的人，只是孤独的人只是注定要消灭的。这是极权的既得利益者的想法。

但是现代是信息时代，是网络时代，所以要以这种老黄历，以这种老的方式来控制人们，尤其是控制人们的思想，想统一思想。那我可以完全告诉他们，这是天方夜谭，几乎是痴人说梦，是不可能的。因为年轻的一代他们正在成长，旧的世界正在消失，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新的世界。大家都意识到言论自由是非常宝贵，意识到我们祖先的文化中，也有非常灿烂的一面。我们也可能正在创造新的一代的文化，多少年后，我们的孩子们看我们，我们曾经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也发出这种呼唤言论自由的声音。

所以我讲，我们这一代人，跟过去的他们寻找的切入点就是，那你们追求民主、你们追求自由，你们就是西方的附庸，你们完全认同西方的价值观。那么我们明确地告诉这些愤青们，这些既得利益者们，我们比你们对传统文化了解的更加深刻。我们对我们祖先的传统文化，我们对这个国家也是更加热爱，而且我们爱之有道。这个道就是自由之道、民主之道、人权之道。

凌沧洲：再见，宣传与谎言

凌沧洲：再见，宣传与谎言
2009年3月27日



就在三月十八号，我和另外二十七位中国大陆公民发表了一个《再见！宣传与谎言》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出来之后，海内外反响还比较热烈。这个声明主要是我们针对中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状况有感而发。在这个声明中我们谈到了六十年来中国的一些主要的宣传媒体，或者叫宣传喉舌吧，在新闻报导上比较片面，同时有一些对群体性事件、抗议性事件都不予报导，或者延迟报导，或者是片面、主观的报导。

我们特别举出了一些做假新闻的例子，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人民日报》连续发了一些“亩产超万斤”的这种假新闻报导。再有比如说去年央视对三鹿奶粉的质量，说它有一千一百道检测关的报导。而且这些报导报完了之后，尽管国人都知道它是假新闻，但是这些媒体都没有就此对人民道歉。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媒体的诚信度都是值得我们大大怀疑的。

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了十条再见谎言与宣传，走进良知与真相的十条操作性的手段。比如说第一条是：不再订阅和零买报导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报刊，如果有摆摊的或上门推销的，我们要向它转身。第二条是：不再收看或者收听报道失实或隐瞒重大事实的电视和广播，在这些电台、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我们把节目关掉。再有我们对一些网站屏蔽新闻或者不够客观公正的网站，我们尽量少用它的新闻服务、电子交易、电子邮件、搜索引擎。我们尽管使用那些屏蔽比较少一点的，相对比较客观公正一点的网站的新闻服务和搜索引擎。再有就是我们对于隐瞒重大事实或者报导失实的媒体，不接受他们邀请我们作嘉宾，或者现场观众，或者接受其采访。还有一条是对这些报导失实或者隐瞒重大事实的媒体上投放广告的商家的产品，我们也要予以抵制。最后就是我们提议一切有良知的中国公民，可以用博客、论坛、手机短信等等方式，转载一切合乎法律的文章，传播事实真相。这是我们《再见！宣传与谎言》公开信的主要内容。

一月份我们还曾经发表了一个《抵制央视，拒绝洗脑》的公开信。当时是二十二位学者和律师联名发表的。那么这份公开信出来之后，也是国际媒体美、英、德、法、日、意大利、新加坡等等国家的报纸、电视台也都予以报导。

这说明在海内海外吧，人民对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状况都是非常关注的。而我个人认为在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的过程中，一个最基本的追求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追求。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的矛盾比较聚集，各方能够形成共识的，除了即得利益集团，除了一些即得利益的顽固派不认同之外，我认为无论是底层民众还是知识份子，保守的或者激进的、温和的，对于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点，共识还是比较强的。

而我们很悲哀的看到，在中国目前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比国际上的比起来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那么与我们自己地古代文明比起来也有一定差距。这一点使我们深感忧虑。

我有一句话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媒体，或者叫宣传喉舌，它不说人话，同时也不让人说话。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前一段云南的“躲猫猫”事件。“躲猫猫”事件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李荞明，因为上山去砍树被涉嫌盗窃林木给弄到看守所去了，来到看守所就不明不白的死了。死了之后呢，当地的警方说这是躲猫猫弄死的，后来又说是瞎子摸鱼给搞死的。但是在强大的网络民意压力之下，云南省宣传部开始危机公关，弄了一个网民调查团。而这个调查团能获知真相的渠道也非常有限，后来网民又人肉搜索出来了，就是这个网民调查团的主要成员，很多都是云南当地报纸的编辑，云南当地网站的编辑。首先这个调查团的成员的公正性就值得怀疑。到了最后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云南省官方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说李荞明是被牢头狱霸致死的。

我们可以看看从开始的躲猫猫到瞎子摸鱼到牢头狱霸，不断的变化它的说法。而且我还可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一个事实，就是这个新闻发布会是周五的下午五点钟。我就不禁要问了：究竟是不是官员们真的勤政忙到非得到了快下班的时候来发这个新闻发布会呢？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就是说周五的时候网民们都开始休假的休假了，忙自己的事忙自己的事了，网络的民意火的也会衰减？这个现象不是独一无二的，是有同类的事件在正值每当一个敏感事件发生的时候，往往选择的新闻发布会要么就是快到年、节的时候、假日的时候，要么就是周五。这也可以看到，谎言在真相的面前其实目前已经是处于守势的状态，就是防守的状态。

但是通过这件事呢可以说明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并不乐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不乐观表现在几个地方：第一，传统媒体，传统媒体我指的是报纸、杂志、出版社、电视台、电台。这都一贯是官控的，官营的，从来没有说民间可以自由的办报的这么一个说法，自从四九年以后就没有了，这个权利就就消失了。

那么网络媒体是可以民营的，对吧？有民营投资，但是也不断的接受各种指令。我们可以看到网络上的言论空间空究竟如何？第一：论坛，第二：新闻网站的评论，第三：个人博客。在这三个主要的渠道里边，是不是贴子莫名其妙的消失，贴子莫名其妙的蒸发？我还有一句话说，每个，几乎每个网民都有言论贞操失守的时候，都有悄悄的被蒸发的时候。
我前两年写了一首诗，叫做《盗贼与强奸犯出没的互联网》，主要是我那天的博客上发了一篇小诗，叫做《为被践踏的红草莓》写的安魂曲，不到十分钟就消失了。我博客上有一篇叫做《网络垃圾站 关于民意的贞德》，今天也消失了，又消失了。就这种言论状况我觉得真是令人非常郁闷啊，所以也是有感而发吧。

那么无论是从纵向的还是从横向的来看，我觉得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都是处于一个谷底的状态。你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汉、唐、宋这些相对比较开明的君主制的时候，文人、学者、作家、诗人都有一定的表达空间。

这两天我在看林语堂先生写的《苏东坡传》，是重读。看来苏东坡时代对朝政的批判，而苏东坡写的言辞都很激进的。当然苏东坡是下狱了，但是是坐了四个月零二十天的牢。整个国家、整个朝廷都是非常热爱人才的，而且朝野有识之士对于一个当局、一个朝廷、一个政权是不是能够站得稳，是要建立在能够赢得民心的基础上，都还是有共识的。

我再说比如一六零零年代，当时明帝国也是风雨飘摇，外面有边患，内部有饥荒，有民众开始要造反了。而这时候大臣们对朝政的批评，对皇上的批评也是非常尖锐的。

所以当代中国大陆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当然提的是非常动人、动听，也感动了一批“愤青”。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一看这个口号的实质是什么呢？你究竟要复兴什么东西对不对？我的一个意见是，你要搞中华文明的复兴，你先把汉、唐、宋相对的言论自由，言论宽松的空间给复兴了行不行？你连这个都复兴不了，那你复兴的是什么呢？你招是什么魂呢对不对？这个是我作为一个热爱中国古代文化，热爱灿烂的中华文明的一个学者，从这个角落我来思考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那么横向的看一看。当今世界各国，除了古巴、朝鲜这几个非常极权封闭的国家，一个是父传子，一个是兄传弟，在里面弄的可能都是人间地狱。那还有多少国家现在没有进行民主选举，没有言论自由呢对不对？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咱就不说啦，现在咱们四边的邻居们：韩国、日本，甚至过去搞了那么多年共产主义的俄国，我想新闻也是相对自由的。虽然比不上西方国家，但是也是相对自由的。至少它能让民间创办媒体，我认为民间创办媒体是个指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而且你再看看世界各国法律的文本，对于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保护的力度，从法律文本上就确认了。美国的宪法修正案里有一条：不得制定钳制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条目。瑞典有它的出版自由保障法，专门为这个立个法。象德国等其它的西方国家，在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表述的非常详细，比如说它讲到：以文字、图片、口头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保护。而中国的宪法上它是有一条，三十五条里面，非常简单，就是：言论、出版自由。

我个人是呼吁明确的把新闻自由写进去。同时中国在这近百年来的宪治文本里还有讲学自由、著作自由、刊发自由、刊行的自由，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应该写进宪法的。首先是有法律作为支持，宪法作为保障，具体的新闻出版自由保障法，从法律上来保障新闻出版自由。然后才有这种执行的可能，才能看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曙光。

正是基于这么一些宏观的考虑，我们从微观切入，我们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把它们作为一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病毒标本。我们来研究它，为什么这些主要的核心媒体处于一种经常官腔十足，而且做了假新闻也不道歉的这种状态？我们要研究它，研究来研究去发现中国的这种新闻舆论是单调一律，而新闻是处于高度垄断的状态，它基本是属于是宣传。

在去年下半年，它现在也报一些负面新闻，比如说垄南事件也报导了，象有些报纸《北京都市报》也整版重庆白宫的事情，也上了头版。但是呢非常可笑，可笑在什么地方呢？你一个新闻记者，你的职业至少要客观公正吧？你至少报导要均衡吧？你既要采访当事的这一方，也要采访当事的那一方吧？可是你看一看垄南事件的报导，一些记者的报导引用了当地新闻办的稿子，但是却几乎不或很少采访这些上访民众的声音。

再比如说，一个官方喉舌，一个通讯社，发布的“躲猫猫”的死者李荞民的报导，号称是采访了李荞民他老爹叫李德发。就说这个李德发说：感谢政府，感谢媒体，然后提出了要赔多少钱，目前还没有回复，他满意这个处理，希望这个事尽快完结，不要干扰了他们种田。

就这么一篇报导，我请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人，一定要记住这一篇无耻的报导。这篇报导想传递给读者什么样的信息呢？一，无非这个父亲是非常冷酷无情的，非常愚昧，孩子都死了就知道要钱，而且好象这个事情有别有用心的人希望这个事情没完没了一样，他希望不要干扰他们种田。
我不禁要问了，究竟是谁干扰了这个种田？难道是网友干扰了李荞民的爸爸种田吗？也许李荞民的爸爸确实说了这些话，但是李荞民的爸爸肯定说了不止这些话，对不对？这个记者是断章取义啊。

同时可以看到西方媒体也报导了这个事，报导的视觉和观点就不一样，点位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新闻报导的微观上，还是创办媒体的宏观上来讲，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状况都不够乐观。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学者，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出来为这种状况说点话，冒一点点风险我们也在所不惜。

这两封公开信反响都很热烈，我也收到不少读者的电子邮件，对我们致敬啊、声援啊、鼓励啊、提出建议啊都有。这两封公开信BBC，还有日本的东京新闻、产经新闻，德国的《世界报》都报导了，都予以了诸多的重视。

今天博讯的编辑诗人蔡楚给我发一邮件，就说有人开始冒我的名，盗用我的名义，仿冒我的邮箱给人发呼吁联署《再见！宣传与谎言》信的病毒电子邮件。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手法是比较下作的。我不管他出于什么动机，要么这事对某些人造成心理的恐慌，他们要来搅搅浑水。因为这个公开信没有后续签名这一说，我们没有征集后续签名的举措。所以通过这个发病毒邮件我也说至少一些人想通过这个达到他的目的了，这我不清楚。是不是败坏我们的名誉呢？或者说是败坏公开信的名誉呢？这个不太清楚。

有记者问说：你们这个公开信是不是象征意义的？作用大不大？我跟他说：戈尔有句话说“思想的力量比政治的权力活的更加长远。”我们这两封公开信既有象征意义，也还是能有一定的实际作用的。

我们作为公民，我们首先从心灵上解放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要把自己作为自由人，而不是一个奴隶来看待。我们作为公民我们就要表达对国家事务对公共事务的关心。首先我们要公开我们的立场，我们要公开我们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份诉求。

那么其次这两封公开信在大陆的网络论坛上不胫而走、迅速流传。您可以到GOOGLE搜索引擎去搜索一下，您会发现还有不少转载的，当然阵亡的贴子也不少，被删掉贴子的遗迹还在、标题还在，无非网页不能打开。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呼声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响应，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两封公开信是反映了我们和公民们的心声。而且我们这个创意也不是凭空杜撰的、闭门造车的，我们也是研究和浏览了很多网上的民意，我们也倾听了人们的心声，我们无非把这个心声放大了。我知道有很多听众与我们有非常多的共鸣，可以说于我心有戚戚呀。但是他们不见得有这种渠道能够让媒体来关注他们对言论自由对新闻自由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认为我们二十几位人士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面，我认为我们站在了时代潮流正确的一面。

如果被我们批评的媒体有信心、有胆量、不心虚的话，它们可以跟我们公开辩论嘛。我们是区区二十几个人，不到三十位公民。他们拥有着庞大的资源，庞大的机器，他们也有他们的这种口若悬河的人材队伍，有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他们的笔杆子，有他们的印刷机器，有网站、有报纸、有电视台。但是却像懦夫一样嘛，无人出来应战。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个资讯吗？当国际媒体在报导的时候，他们就这么装聋作哑吗？他们就象鸵鸟一样把头埋到沙子里去，然后露出屁股来让世人瞻仰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实在话这些喉舌这些媒体更让我们鄙视，我觉得他们既没有诚信，更缺乏勇气。我们是不到三十位肉体凡胎，我们也不觉得我们是多么勇士，我们仅仅就是说了几句人话而已。 而对于这些人的声音，我觉得一些谎言的制造者他们是害怕的，他们是恐惧的，他们色厉内荏。别看他们天天喋喋不休、口若悬河，依靠着强大的电波、强大的印刷能力在污染中国公众的视听，但是我想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是经不住公众的质疑的。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保守主义的，不是激进主义的一群人士。我们所做的是渐进的工作，我们提出的十个操作的策略都是从细小的层面来促进中国人民思考这些现状，来促进中国人民忠于自己的良心，来就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周边的舆论环境、新闻环境、言论环境。我们不指望世界一夜天翻地覆，世界也可能就是在渐进中来进步的。这是我们的世界观和哲学观。

我用“凌沧州”这个名字出了两本书，一本叫作《罗马与长安-中国历史的谎言与真相》，一本是《征服者帝国（中西文明的不同命运与选择）》。从这两本书里来看，我想听众们也能理出我的相思脉络。其实我很想写一部书就是《中国言论自由史》，研究中国言论自由衰亡的历史。当然如果这个《中国言论自由史》这本书这个名字肯定就出版不了了。

你们知道现在这个书号也是控制的非常严，我没听说过文明世界国家把所有出版社的书号都要汇总到一个部门去审查。他为什么要审查呢？它审查是想过滤掉什么呢？当然也有分析人士指出，无非是想过滤它们不想出版的那些作者和书。这空前绝后。

所以我觉得作为作家和学者，但凡有点血性，但凡有点良知的人，你们怎么能不出来说话呢？你们说了又怎么着啊？对不对？我不还在这跟你们说着话嘛。那我以前出版的著作，用我的本名出版的著作，《文化人批判》、《每一个字都可疑》、《坦白》、《莎翁智慧》这一系列著作。其实这么多年如果用两个字概括我的书，就是“自由”，除了自由还是自由。只不过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体裁，不同的叙述的模式。

我觉得一个热爱自由的人，一个追求自由的人，是不可能认同任何钳制言论自由，任何践踏言论自由的体制和作法。就象丘吉尔说的：“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永不放弃，永不放弃什么？对我来讲是永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我觉得我们吸取的经验、力量有几种途径：一种当然是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

我研究中国的历史，我发现无论是东汉，无论是唐宋，还是明代，这些士大夫都是非常有骨气的，他们关心民众的疾苦，他们有的也不为征服者，不为奴隶主所收买、所折服，心灵绝不会被奴役。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讲的：天地有正气。浩然之气，这股浩然之气是一定要养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西方文明也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精神力量、思想源泉。我有一个观点就是：中国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讲，它落后西方文明不止两千多年。在公元前五零九年的时候，希腊就有民主的票选。

公元前五零九年的时候，罗马人推翻了他们国王的暴政，选择了共和体制，执政官一年一度的选。凯撒要想竞选大祭司必须通过票选。罗马最著名的作家、雄辩家、共和的热爱者西塞罗，因为得罪了权贵，逃出了罗马。他要回来的时候，元老院要用票来表决，公民大会要用选票来表决。这些选票历史上都留下了记录，赞成票是多少，反对票是多少。

所以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也说：中国古代它没有发育出这种用选票来表决问题的方式。所以有一个网络人士说：你读中国当代的历史书啊，四九年以后的这种历史教科书，这种历史研究著作，唯一的好处就是：就是给你提供了一个错误的选项，就说你看这个教科书就知道基本不是这么回事。

那比如说有一个谎言就是说，中国文明是近百年之后它落后了，明清才开始落后啦。这是天方夜谭，从政治文明上来讲，我们落后了两千多年。当然我们中国古人有灿烂的文化，这一点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象全面西化派讲我们中国古代就是专制啊、黑暗啊一无是处。这我完全不同意，我们古代的先贤们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他们在艺术上达到的成就，他们在文学上达到的成就，我觉得都是令一代一代人可以从中吸取精神力量和思想源泉的。

但是要如果说到我们中国古人对自由的这种热爱，虽然他们有很多自由的壮举也有自由的基因，这是我一直致力于挖掘和探讨的。但是在对自由理念的表述啊探讨方面，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差距的。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号称西方历史之父、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是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人，应该是跟孔子前后的人。当我们的百家诸子们写的东西还是片言只语，或者说是一种语录体的东西的时候，这些西方的作家在写一种史诗般的作品。

希罗多德的历史里边有一段著名的话，就是斯巴达的两位使者到波斯去，波斯的高官劝他们说：你们到我们国家来吧，我们会给你们高官厚禄。那这两位希腊的使者，斯巴达的使者告诉他说：你只知道奴役的滋味，你不知道自由的滋味，如果你知道自由的滋味，你一定不仅用长矛，而且用战斧为自由而战。

你看这一本书里，看下来波斯人与希腊人的冲突，波斯人与埃及人的冲突，波斯人与其它民族的冲突，一个核心的主题，我的理解核心的主题就是自由的理念。在这 方面有清醒的探讨。包括亚里士多德到以后的西塞罗，再到孟德斯鸠、洛克等等这些希腊的哲学家，罗马的思想家，法国的思想家，英国的思想家，其实他们对自由、民主、共和的这些理念探讨的非常清晰。

我想中国当代社会，如果研究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人，一定会发现中国社会其实现在是在向传统回归了。一个企业组织里面，或者在一个团队里面，如果你没有正确的理念的话，你没有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的话，你的行为一定是弄不长的，你的成功的几率一定是渺小的。尽管有些团队、有些王国它能够依靠暴力或者谎言存在于一时，由于它没有强大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我觉得它最终还是一定要衰亡的，一定会衰败的。

所以我们，或者说我个人吧，在一次次进入我们古人的内心世界，探索象文天祥，象张煌言啊，像苏东坡啊，李白啊他们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古人是非常伟大的，是值得我们敬仰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去年在清明节、中秋节我们也搞了一系列宣言。这些宣言其实核心也是两个字：“自由”。所以说的自由，我认为中国人在追求自由的路上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首先要追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思想自由、著作自由、刊发自由，到我们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居住自由、迁徙自由，生育自由等等等等。我觉得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路太漫长啦，我们应该有这种紧迫感、危机感和使命感，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来思索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们不是餐风饮露不食人间烟火的这种，你们空谈自由，那国家混乱了怎么办？我觉得我们也必须理解人民这种希望安定、希望稳定的诉求，为什么？哪个国家都希望安定，都希望稳定。但是这种安定这种稳定绝不是建立在国民的这种撕裂上，建立在这种贫富不均、社会不公、贪污腐败上面，绝不是建立在钳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上，那只能是沙中之塔、水中之月，是虚幻的。和谐不能是这么得来的，绝对不能这么得来。必须开放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只有这样才能长治久安。我觉得认识不到这一点是可悲的。

我们的这两封公开信仅仅是我们几十位中国公民的微弱的呼声，我们不会高估它的作用。我觉得中国的民主自由是希望大家来思考，是需要大家一起去探索。我们公民的维权可以先从追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开始。如果我们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或者说我们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处于一种低段位、低水平的状态，那么我个人觉得我们人民的幸福感是脆弱的是虚幻的。无论宣传机器怎么宣扬它的快乐指数、幸福指数，我觉得都是值得怀疑的。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我觉得我们的认识并不超越于各位国民，各位国民在网络上、在留言板上、在博客上对于央视等等宣传机器和喉舌的抨击远比我们来得幽默来得深刻。我们无非是吸取了各位的智慧，吸取了各位的力量。我们对未来抱着美好的希望，有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灿烂的历史，有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会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结局。

凌沧洲：从余秋雨王兆山看中国文人的整体堕落

凌沧洲：从余秋雨王兆山看中国文人的整体堕落

最近在大陆的网络上，对大陆的几位作家和文人，网民的火力都很猛。主要是一位号称文坛大师，也出过不少著作，并且频频在电视媒体上露面的文人余秋雨，弄了一篇《含泪》劝告灾民。另外一个是山东的一个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齐鲁晚报上发表了一份打油词作，这个词的排名叫“江城子”，实际写的非常拙劣。里面谈到什么“主席呼”啊，“总理喊”，然后讲灾区死亡的孩子“纵做鬼，也幸福”。并且表示要坟前看奥运。这种马屁拍的太肉麻啦，拍的太拙劣了。所以大陆网民都是非常气愤。模仿他的、讽刺他的、反讽他的帖子就是铺天盖地吧。

为什么这一类的文人能够如鱼得水。我个人也在大陆文坛上很多年了，我从来是不屑于加入官方的作协，因为官方的作协无非是一个堕落文人的名利场，一个帮闲的机构。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被媒体热捧，而且可以说是为千夫所指的这种博客啊、诗词啊能够在主流传媒上一捧再捧。说明了这个时代的良知泯灭，观念的颠倒。我的理解就是中国作协它其实是一个官方机构，它全部的职责其实肩负着宣传的任务。它与独立的作家所追求的良知，所追求反映人民的疾苦、时代的真正的喜怒哀乐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其实余秋雨这个表现大家都很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加入的这种大批判的写作班子。这个人的人格是为众多的有识之士的诟病。十多年前我曾经在《大学生》杂志上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批判余秋雨的这种历史观。他当时是文化谷里非常风靡吧，当时我就写了篇“血腥的背影”对他那篇文章叫“一个王朝的背影”批判。今天我为了查证资料，还在网上再搜了搜他的这个文章。我发现这个余秋雨整个是斯德格尔莫症患者。你们肯定知道斯德格尔莫症患者，就是整个一个被虐待狂似的心里，被蹂躏了，被摧残了反而大唱颂歌。

他十年前余秋雨能写出“一个王朝的背影”这样的作品，更早能够加入“石一歌”写作班子。他的思想轨迹，到现在能够给当局献媚写出这个‘含泪’劝告灾民，我觉得它不是偶然的，就是这么一个文人的轨迹么，他就要这么给自己意识定位。至于说王兆山这么一个作家，他的写作水平比余秋雨有点等而下之了。如果说余秋雨的身段比较柔软，或者说他还有一定的文化底蕴的话，尽管也有人挑出他很多的印刷话。有人说王兆山的拍马是北方人的赤裸裸的拍马。余秋雨有某种南方人的某种妩媚，这种包装。总而言之，这样的文人反正是与他们的文章和词作给这个时代留下来了见证，我们也很有幸，作为目击证人看到了这一切。

他的这个整个的环节是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学术自由有关系的。为什么呢？这些按李白的诗讲叫“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按照我的祖先骆宾王所讲，很多有识之士都是“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这样的人，有识之士的文章不见得能够发表，主流传媒也不炒作。就是这种没有骨头的东西、没有骨头的文章，阿谀奉承的文章才能够登堂入室。相反就是很多人“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余秋雨，此人也很习惯于表演，各种歌唱比赛的评委他也喜欢出任。主流传媒、电视传媒也在传播这些人的面孔，这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和缩影。我觉得就是奴性病毒的缩影吧。可以把他们的文章啊，作品啊，人格啊做一个切片解剖，可以看看。

我刚才讲的余秋雨，他从文革时代的“石一歌”，到九十年代整个国家的大潮，在回向满清，就是思想文化动力，在寻找到满清的时候，CCTV的黄金时代，播雍正王朝，那么余秋雨他的这个《文化苦旅》，甚至是比辫子戏更提前的在歌唱满清，是为满清招魂的这种文化。

到现在地震的时候又跳出来，这些人他不怕千夫所指，所以有句话叫“人至贱 则无敌”，就是人要是没有了良知，没有了什么脸皮，那肯定是天下无敌，“人至贱 则无敌”。实在是不希望有这种风骨的文人，风骨的作家。其实一个真正健康的文明，一个开放的文明，它是应该容纳不同的声音的，因为不同的声音就象牛芒一样，刺激这个古老的国家往前、前进，但是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文明就是一种停滞的状态，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我认为。

最开始我的作品从研究当代的中国的文化现象，转到我这几年研究历史的文化现象，我认为就是从中国人的自由态势来讲，中国人近千年来是走狗屎运。就是从一二七九年，古中国的文明沦丧沦亡，南宋中国被蒙古人，蒙古军队给征服之后，尽管后来明代也一度复国。但是就象孙中山讲的那样古中国华夏文明，华夏一亡于蒙古，再亡于满洲。最为奴隶民族来讲，你的奴性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自由的声音、反抗的声音都给扼杀了。

我桌上有本新华字典，所谓的新华字典是什么，是周恩来指示一个研究所编的一个东西，因为新华字典里好多革命人物，都是一大堆介绍，包括他们所认定的人物都介绍。但是象历史，比如很多象宋亡之后反抗蒙古统治的人，传统学术界称之为遗民，实际是自由志士，明亡之后的这些志士，介绍的篇幅都非常少么。比如郑板桥，当然大家都知道，他的难得糊涂，他是一个大文豪，再一个画家。但同时呢，我讲有一个南宋灭亡之后，一直不肯向统治者屈服的郑思肖，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爱国志士，也是一个自由的斗士，新华字典是根本就没有么。我觉得是一个大的文化氛围，一个整体的文化氛围。所以余秋雨不是偶然的现象，王兆山也不是偶然的现象。当然在地震之后这种表演，我想他们的表演是既得利益者也是很高兴的吧。

我研究我们祖先的文化与现在是有关系的，我的书中涉及言论自由史，言论自由怎么一路消减沦亡的。咱不能说汉代就没有过因言治罪，唐代没有因言治罪，宋代没有因言治罪。但相对来讲规模比较小，案例也比较少。那么到了蒙古征服的时代，我认为整个的品格就堕落了，你看元曲中的那些诗人写的那个都是很悲观的、很玩世不恭的，他与唐代人的豪放、进取啊，根本是两码事，甚至于宋代的这些人的风骨，宋词宋诗也非常豪放。

那到了清代根本是文字狱的巅峰，是前无古人，当然不见得后无来者了。就这个历史真相就一直没有发掘。我觉得中国人的命运受了诅咒，这个诅咒，受了谁的诅咒，也就是受了专治统治者，残暴的征服者的诅咒。中国人要想解脱自己被诅咒的命运，我觉得只有一条出路，也就是一方面重新回忆我们祖先，对追求自由的勇气和他们的光荣。比如说从屈原啊、李白啊、岳飞啊、文天祥、郑思肖这些人，一脉相承的，这一脉下来的自由思想者的光荣；另一方面我们要向西方望去，也就是我们要吸收西化文明，罗马文明、英国文明、美国文明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勇气。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才能摆脱这种专治统治者和征服者对中国人的诅咒，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我觉得我们的文人这种堕落是绝望的产物，就是整个从第一个征服，蒙古征服；第二个征服，到后来四九年之后整个的这个态势吧。如果说你在满清时代可能还有少许的私有财产，尽管很恐怖，专治的恐怖，动不动写一句诗啊或者给你弄一个字匾就可能满门抄斩了。但是四九年之后，我认为生活资料都给剥夺了，这样的话我认为他就成了所谓的皮上之毛。这个皮就是组织，就是主体，这个毛呢它想独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但是九十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人们的思想更加自由了，因为自由是人类不可泯灭的欲望。不管什么状态，总会有一些不甘屈服的人他会追求自由的。所以我就想从整个历史的长河来讲，余秋雨、王兆山等跳梁小丑，最后终成话柄和笑柄的。而历史上凝聚下来的文人，凝聚下来的文豪，屈原啊、陶渊明啊、李白啊、杜甫啊、白居易啊、陆游啊这样的真正关心人民疾苦的、有风骨的文人。他们的灵魂是真正自由的。他们不会说是投上所好，也不会阿谀奉承。他们真正的是哀人民之所哀，哭人民之所哭，既不会装腔作势也不会矫揉造作。你再放眼看西方那些有成就的文人，从雨果、左巴、拜伦、雪莱到普希金，契诃夫，到苏联的索尔仁尼琴，这些大文豪们哪个没有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想。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眼光，崇敬的眼光投向这些人，把我们鄙视的目光投向余秋雨、王兆山这些人。在历史的天平上一万个，十万个余秋雨、王兆山可能也抵不上杜甫先生、李白先生、苏东坡先生一根汗毛。这就是可能余秋雨的著作很畅销，但是终究在历史的长河会成为翻过去的一页。

国内的民众当然是非常悲痛啦，有识之士也在问责，也在反思。这里面究竟有多少天灾的成份，有多少人祸的成份。预报的迷察啊、校舍的质量啊，还有救援是否及时啊，都是老百姓关注的。当然在网络上有些民众突破这种网络屏蔽，能够透露出少许的信息。大多数民众我觉得他们还是善良的，他们只有悲痛。但是人民正象莎士比亚所讲的一样，有时候是容易受左右的，所以这些作家，这些记者，他的笔往哪里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作协要组织去采风啊，它也需要一种舆论，它的落脚点就是抗灾的胜利，而不是人民的悲情，而不是人民的痛苦。

我们可以想想出来作家协会采风能采出什么玩儿。我们回望历史，所有的黑暗残暴，它只会是历史上短暂的一页，秦始皇焚书坑儒，他最后抵不过伟大的汉帝国的兴起。我们现在把汉代的刘帮贬的很低，认为他是流氓，朱元章也是流氓，这些人我认为还可以批评他们，他们残害功臣，最后他们无法解决权利制衡，无法解决权利更叠。但是在他们兴起的时候，比如说刘帮，他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是早期的跟人民的约定，他把秦代的苛法全部废除了，但是除了杀人和偷盗抵罪之外，其他秦朝严酷的法律都给废除了，那么就是汉代一开始无为而治，那汉文帝废除诽谤和妖言罪。所以我们回望过去，我们在历史上并不象现在的教科书描写的要么就是封建的黑暗，一片黑暗，要么就复兴，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复兴什么，我估计他们要复兴康干盛世，要不电视上怎么老是雍正王朝呢。连施琅那种三姓家奴都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上播的，施琅大将军。所以网民对这个事情是十分反感。

同样，我想余秋雨这种媚骨文人，这种风派文人，王兆山这种风派文人。因为王兆山以前的作品我没怎么看过，看简历介绍好像写的《海迪之歌》长诗，可想而知什么水平，您也可以想想。今天我因为要研究别的问题，再次看了看余秋雨《一个王朝的背影》，真是不忍瞩读，就像网友们说的真是要吐啊。我想这种东西，这种下作的文章，或者说这种貌似很有学问，实际里面即没有自由的风骨，没有人性的追求，为残暴的统治征服者、愚民者、专治者，唱颂歌的这种散文。为什么从《收获》杂志登啊，然后大陆的书出版啊，那么多愚昧的民众捧读，我觉得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要研究啦。所以我认为余秋雨也有他的土壤。

当然这是现在的民众的心志，跟九十年代的心志不一样了，现在的网民也能上网了，也能看到一些自由世界的信息了，可能对余秋雨有一定的批判、鉴赏、分析态度。但是我觉得当时余秋雨的畅销，甚至象台湾这样的地方也在出版余秋雨的作品，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批判的声音啊，对他的这种作品。我觉得这确实是中华民族的悲哀，因为他写的那东西貌似美文，他故作深沉，那为什么有土壤呢，就说明民众的信息是封闭的，一部分民众的鉴赏力是低下的，一部分民众是容易受误导的，而且有人故意的误导，认为这就是很好的精神粮食。

可是我们的民众在多看看契诃夫的作品，多读读杜甫的诗歌，多读读我凌沧洲的文章，我的《士为自由死》那样的文章能够在大陆出版，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鉴赏力，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就说，有时候时势造英雄，时势也同样造狗熊。他需要一个狗熊、小丑来娱乐大家，这样老百姓大脑得休息，小脑得反射。那么这样的文人，这两个文人不就正好生逢其时。“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2008年6月25日